家庭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的处理/刘光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23:30:44 浏览: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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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原告冉启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冉隆海农村承包经营户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原告在本组承包了一块小地名为“崩都田”，被告也在本组承包了一块小地名为“猪圈下”，双方均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原告所持合同上记载的“崩都田”的四至范围包含了被告的“猪圈下”承包地。“猪圈下”承包地长期由被告家庭管理使用。双方为此发生土地承包权属争议。经村、乡调解未果，乡政府农业承包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12月6日作出裁决，争议地由被告经营管理。原告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的“猪圈下”承包地属于原告“崩都田”的范围，由原告经营管理使用。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猪圈下”承包地长期是由被告管理使用，因此，原告不应当享有争议之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对争议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首先，从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来看，上面载明的“崩都田”的土地性质是“田”，而本案诉争之地不是“田”。其次，原告自己认可其承包证上载明的“崩都田”的“田”的四至界限范围内还包括了案外人冉启腾、冉启方的承包地，由此可见，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上对“崩都田”的“田”的四至界限记载并不准确，其具体的承包“田”的权利范围不能以其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四至界限为准。再次，原告也认可争议之地在被告农村承包合同上载明的“猪圈下”的四至界限内。故此，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从案情可知，本案争议的承包地双方所持承包合同上都有记载，属于家庭承包中的一地数包纠纷。对于本案的判决，虽然一、二审结果相同，但理由却不一样。一审判决根据“承包地长期是由被告管理使用”的事实和《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合法占有在先”原则，认定被告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由此驳回原告的确权请求。二审判决没有直接否定一审的判决理由，而是另辟蹊径，围绕本案的争执焦点，从承包经营权合同以外的事实入手，综合案件的其他相关事实，判定原告主张权属的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证据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确权请求。
二审虽然维持原判结果，为何没有肯定一审的判决理由？其原因是认为《解释》第二十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因为该规定位于该解释第三部分“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之中，按照“体系解释”即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为“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而不适用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对于本案的处理，二审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从承包合同以外寻找突破口，综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判定原告举证不足，根据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让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结果及其理由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没有其他事实以供旁证，只有双方所持的承包合同，法官如何判定呢？两个承包合同均属合法有效，法官不能判双方都承包，也不能判双方都不承包，更不能拒绝裁判。
在此情况下，笔者主张将《解释》第二十条作为处理家庭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案件的法律根据不失为有效途径。该条文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条款是关于同一土地上存在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时，如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效力的规定。其含义是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按照“合同登记在先”、“合同生效在先”、“合法占有在先”三原则依次适用处理。该规定虽然是处理其他方式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的法律根据，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处理家庭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的法律根据。因为在家庭承包中，同样存在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承包合同需要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效力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能像本案那样，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其他事实确定权属当属幸运。反之，如果从承包合同或者承包经营权证内容以外不能查明案件可供确定权属的其他相关事实，则可能使法官对案件的处理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将上述规定适用于家庭承包纠纷，按照规定的三个原则处理，既可解决法律漏洞的填补问题，避免法官陷入法律适用的困境；又可免除法官审查案件其他事实的无效周折，提高法官审判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效率；还可保证家庭承包纠纷的处理具有明确统一的司法尺度，提升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冉启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冉隆海农村承包经营户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原告在本组承包了一块小地名为“崩都田”，被告也在本组承包了一块小地名为“猪圈下”，双方均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原告所持合同上记载的“崩都田”的四至范围包含了被告的“猪圈下”承包地。“猪圈下”承包地长期由被告家庭管理使用。双方为此发生土地承包权属争议。经村、乡调解未果，乡政府农业承包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12月6日作出裁决，争议地由被告经营管理。原告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的“猪圈下”承包地属于原告“崩都田”的范围，由原告经营管理使用。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猪圈下”承包地长期是由被告管理使用，因此，原告不应当享有争议之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对争议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首先，从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来看，上面载明的“崩都田”的土地性质是“田”，而本案诉争之地不是“田”。其次，原告自己认可其承包证上载明的“崩都田”的“田”的四至界限范围内还包括了案外人冉启腾、冉启方的承包地，由此可见，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上对“崩都田”的“田”的四至界限记载并不准确，其具体的承包“田”的权利范围不能以其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四至界限为准。再次，原告也认可争议之地在被告农村承包合同上载明的“猪圈下”的四至界限内。故此，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从案情可知，本案争议的承包地双方所持承包合同上都有记载，属于家庭承包中的一地数包纠纷。对于本案的判决，虽然一、二审结果相同，但理由却不一样。一审判决根据“承包地长期是由被告管理使用”的事实和《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合法占有在先”原则，认定被告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由此驳回原告的确权请求。二审判决没有直接否定一审的判决理由，而是另辟蹊径，围绕本案的争执焦点，从承包经营权合同以外的事实入手，综合案件的其他相关事实，判定原告主张权属的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证据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确权请求。
二审虽然维持原判结果，为何没有肯定一审的判决理由？其原因是认为《解释》第二十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因为该规定位于该解释第三部分“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之中，按照“体系解释”即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为“其他方式承包纠纷的处理”，而不适用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对于本案的处理，二审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从承包合同以外寻找突破口，综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判定原告举证不足，根据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让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结果及其理由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没有其他事实以供旁证，只有双方所持的承包合同，法官如何判定呢？两个承包合同均属合法有效，法官不能判双方都承包，也不能判双方都不承包，更不能拒绝裁判。
在此情况下，笔者主张将《解释》第二十条作为处理家庭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案件的法律根据不失为有效途径。该条文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条款是关于同一土地上存在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时，如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效力的规定。其含义是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按照“合同登记在先”、“合同生效在先”、“合法占有在先”三原则依次适用处理。该规定虽然是处理其他方式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的法律根据，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处理家庭承包中一地数包纠纷的法律根据。因为在家庭承包中，同样存在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承包合同需要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效力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能像本案那样，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其他事实确定权属当属幸运。反之，如果从承包合同或者承包经营权证内容以外不能查明案件可供确定权属的其他相关事实，则可能使法官对案件的处理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将上述规定适用于家庭承包纠纷，按照规定的三个原则处理，既可解决法律漏洞的填补问题，避免法官陷入法律适用的困境；又可免除法官审查案件其他事实的无效周折，提高法官审判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效率；还可保证家庭承包纠纷的处理具有明确统一的司法尺度，提升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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