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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的通知

农办牧[2009]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林）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养猪业是畜牧业的支柱产业，良种是生猪生产发展的基础。为推进生猪品种改良进程，提高生猪生产水平，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我部组织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


二○○九年八月四日




附件：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



良种是生猪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为进一步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加快生猪遗传改良进程，提高生猪生产水平，增加养猪效益，制定本计划。
一、我国生猪遗传改良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稳步推进，种猪质量明显改善，瘦肉型猪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养殖效益明显增加，养猪业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为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满足城乡居民猪肉产品消费和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地方猪种资源最多的国家，具备发展生猪生产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在丰富国内品种资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有效保护地方品种。农业部先后两次公布了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包涵了八眉猪等34个地方猪种；确立了第一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包括宁乡猪、荣昌猪和藏猪3个保护区，以及太湖猪、民猪、黄淮海黑猪等35个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各地为保护地方猪种开展了大量工作，促进了地方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培育一批新品种、配套系。自1998年以来，苏太猪等15个新品种、配套系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这些新品种、配套系普遍具有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肉质优良等特点，在提高我国生猪生产水平和猪肉产品质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成功利用引进品种。先后从丹麦、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引进了大白、长白、杜洛克、皮特兰等世界著名瘦肉型猪品种，以及 PIC、斯格等猪配套系。这些品种、配套系已基本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条件，为开展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初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建设了4478个原种猪场、扩繁场，在武汉、广州、重庆建立了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承担全国种猪与种公猪精液质量等监测任务。成立全国猪育种协作组，积极推进种猪测定、选育与区域性猪联合育种工作。目前，以原种场、扩繁场、种公猪站、性能测定中心（站）、遗传评估中心和质量检测中心等为主体的良种猪繁育体系初步建立。2007年以来，国家在全国200个生猪主产县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人工授精普及率明显提高，生猪品种改良工作稳步推进。
（三）生猪生产水平逐年提高
随着良种普及率的提高以及饲养管理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生猪生产水平逐年提高。一是生猪生产稳步发展。2008年，全国生猪存栏4.63亿头，出栏6.1亿头，猪肉产量4620.5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 53.8% 、278.9% 和 361.4% 。二是生产水平明显改善。生猪存栏率从1978年的53.5% 提高到2008年的131.7% ，胴体重从1980年的57.1千克，提高到76.5千克；育肥猪出栏周期从1978年的300天左右缩短到180天左右；生猪配合饲料转化率与“八五”时期相比提高了20% 以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国外优良种猪依赖程度高，存在引进 -退化 -再引进 -再退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
（一）育种基础工作薄弱。种猪场育种积极性不高，“重引进、轻选育”，育种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性能测定工作不规范、测定种猪数量少，品种登记没有有效开展，育种群间缺乏遗传联系。原种猪场、科研院校和技术推广部门相互协作的育种体系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育种管理体制。
（二）种猪市场不规范。“原种场—扩繁场—商品场”繁育结构层次不清晰，没有形成纯种选育、良种扩繁和商品猪生产三者有机结合的良种繁育体系。种猪质量参差不齐，多数种猪场销售的种猪没有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信息，无证经营和超范围经营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地方猪种选育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地方猪种普遍缺乏持续选育，选育方向不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产业化生产格局尚未形成，加之缺乏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导致地方猪种在种猪和商品猪市场缺乏竞争力，地方猪种数量不断减少，个别甚至处于濒危状态。
三、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必要性
针对我国猪遗传改良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推进我国猪育种工作健康规范开展，参考发达国家猪遗传改良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十分必要。
（一）有利于保障我国种猪产业安全
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开展种猪自主选育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可以逐步改变瘦肉型种猪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格局，提高种猪自给率，确保生猪生产平稳发展所需的种源基础，保障13亿多人口的猪肉消费需求；也可以减少种猪进口带来的生猪疫病传播隐患，降低动物疫病对生猪产业持续平稳发展造成的危害。
（二）有利于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益
发达国家猪育种的实践表明，实施以加速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进为目标的猪遗传改良计划是推动生猪改良最有效的手段。对生猪繁育体系的育种群进行有效改良，通过扩繁群将优秀的遗传品质迅速传递到商品猪生产中，必将使我国生猪生产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新的突破，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养殖收益。
（三）有利于增强我国养猪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生猪产业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养殖者对生长速度、瘦肉率、猪肉品质、饲料转化率等经济性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对种猪质量、生产潜能的要求也越发突出，持续的遗传改良成为养猪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有利于满足多元化种猪和猪肉市场需求
以我国独特的地方猪遗传资源为母本的杂交利用以及用地方猪种培育的猪新品种（配套系），对于满足特定市场对优质猪肉的需求，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形成多样化、优质化和特色化的猪肉产品市场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目标
（一）总体目标
立足现有品种资源，着力推进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建立稳定的场间遗传联系，初步形成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加强种猪持续选育，提高种猪生产性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改变我国优良种猪长期依赖国外的格局；猪人工授精技术加快普及，优良种猪精液全面推广应用，全国生猪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开展地方猪种保护、选育和杂交利用，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优质猪肉市场需求。
（二）主要任务
———制定遴选标准，严格筛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作为开展生猪联合育种的主体力量。
———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种猪登记，建立健全种猪系谱档案。
———规范开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获得完整、准确的生产性能记录，作为品种选育的依据。
———有计划地在核心育种场间开展遗传交流与集中遗传评估，通过纯种猪的持续选育，不断提高种猪生产性能。
———推广普及猪人工授精技术，将优良种猪精液迅速应用到生产一线，改善生猪生产水平。
———充分利用优质地方猪种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杂交利用和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三）技术指标
在组建核心育种群基础上，通过对种猪性能的持续改良，核心育种群主要性能指标达到：
———目标体重日龄年保持2% 的育种进展，达到100公斤日龄提前2天；
———瘦肉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达68% 保持相对稳定；
———总产仔数年均提高0.15头；
———饲料转化率年均提高2% 。
五、主要内容
（一）遴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1.实施内容
制订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标准，结合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采用企业自愿、省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方式，选择100家种猪场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2.任务指标
2016年前分批完成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评估遴选。其中，2009～2012年：开展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认证，筛选出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育种群5万头，配套相关育种设施设备。2013～2016年：形成纯种基础母猪总存栏达10万头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群，形成相对稳定的育种基础群体。
（二）组织开展种猪登记
1.实施内容
全国畜牧总站建立国家种猪数据库并组织开展种猪登记，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按照《种猪登记技术规范》（NY/T820-2004）的要求，组织技术推广部门对本辖区内国家生猪核心育种群纯种猪进行登记，及时传送国家种猪数据库。
2.任务指标
2016年前完成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在群纯种猪登记，逐步形成连续完整的种猪系谱档案，并动态跟踪种群变化情况。
（三）建立种猪性能测定体系
1.实施内容
（1）制定种猪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方案，测定和评估的主要性状，包括目标体重日龄、目标体重背膘厚、总产仔数，结合选育效果适时调整测定指标，有条件的种猪场可进行目标体重眼肌面积、21日龄窝重、出生窝重、饲料转化率、利用年限、产仔间隔、体型以及胴体性能与肉质等辅助性状的测定和评估。
（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坚持场内测定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测定相结合，以场内测定为主要形式。
（3）逐步完善主产省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主要负责对本省区核心育种场种猪生产性能进行抽测、执行国家种猪质量安全监测计划，以及受核心育种场委托开展性能测定工作。
（4）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负责全国种猪遗传评估工作，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建立区域遗传评估中心，负责本区域种猪遗传评估工作，并按要求将数据上报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全国遗传评估中心依据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报送的抽样测定数据，进行场间性能比较，评价场内测定数据的准确性，增强场间关联度。
2.任务指标
生猪核心育种场按照全国种猪场场内性能测定规程实施全群测定，每周将上周测定数据报全国或区域遗传评估中心。
（四）开展遗传交流与遗传评估
1.实施内容
（1）全国遗传评估中心根据核心育种场上报的性能测定数据，会同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制定场间遗传交流计划，经全国畜牧总站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遗传交流以种猪精液交流为主。
（2）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应严格执行场间遗传交流计划，按要求选用其他核心育种场测定优秀的种公猪精液，开展持续性能测定和群体选育工作，建立持续的遗传联系。
（3）遗传评估中心采用多性状动物模型 BLUP方法（模型参见《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牧站（种）〔2000〕60号）》），对各地上报的性能测定数据，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反馈至育种场，核心育种场以评估结果为依据选留优良种猪，在此基础上开展持续的选育改良。
（4）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会同核心场育种技术人员共同制定遗传交流配种计划，配种公、母猪系谱由交流场、育种技术员和专家组同时备案。
2.任务指标
全国遗传评估中心每季度公布一次全国遗传评估结果。
（五）种公猪站和人工授精体系
1.实施内容
（1）根据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和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分布情况，完善区域性种公猪站建设；种公猪站的公猪来源于经性能测定、遗传评估优秀的公猪。鼓励核心育种场和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将测定评估优秀的公猪提供给种公猪站。
（2）依托国家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加快普及猪人工授精技术，将优良种猪精液迅速推广应用到生产中；核心育种场优良母猪通过扩繁不断地将良种母猪推广至生产中，从而带动商品猪生产水平的提升。
2.任务指标
2020年前，建设完善 400个种公猪站。2015年起，种公猪站饲养的种公猪必须经过性能测定，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点布局合理、服务到位。
（六）地方猪种的保护、选育与利用
支持列入国家级和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地方猪种的保护和选育工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地方猪种资源肉质、繁殖性能与适应能力等优良特性，采用杂交选育与本品种选育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培育遗传性能相对稳定的专门化品系，鼓励有计划进行地方品种的杂交利用和参与配套系培育，满足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
农业部畜牧业司负总责，全国畜牧总站负责本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承担本辖区内生猪遗传改良工作，具体负责区域内核心育种场的资格审查、遗传交流计划执行情况的督查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的管理，落实国家种猪质量监测任务，组织地方优良猪种资源保护、选育与开发。依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重新组建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作为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主要技术力量，负责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方案和场间遗传交流计划的制定、参与种猪生产性能抽测、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估等。
（二）加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管理
公开发布“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名单，接受行业监督。国家核心育种场原则上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稳定，但必须严格按规定淘汰计划实施中不合格企业。国家支持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生猪产业政策适当向生猪核心育种场倾斜。指定对口专家作为生猪核心育种场实施改良计划的技术支撑，在育种方案制定实施、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环境治理、国内外技术交流和培训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必要时，委托国家级种畜质检中心对场间遗传交流后代进行 DNA亲子鉴定，对遗传交流的真实性实施有效监督。
国家核心育种场须按照改良计划的要求，履行好职责，确保测定数据和场间遗传联系真实性。确定专职育种技术员，具体负责种猪配种、性能测定等育种工作，及时提交育种数据。按要求定期向辖区内种猪性能测定中心送测种猪，抽样数量不少于当年该场测定总量的5% 。
（三）健全种猪质量监督体系
完善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加强部级种猪质检中心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部级种猪质检中心和省级种猪性能测定中心相结合的种猪质量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种猪质检中心的作用，加强对种猪场和种公猪站种猪质量的监督检测，推进种猪场和种公猪站的规范化生产。
（四）加大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投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立猪育种行业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整合生猪育种科研和技术推广等项目，推进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实施。
（五）加强宣传和培训
加强对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宣传，增强对改良计划实施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我国猪育种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建立全国生猪遗传改良网站，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


试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尚立福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有缺陷时，法官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在有限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处理案件的权力。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刑事案件过程中所拥有或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它只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方面，并与法官民事、行政自由裁量权等共同组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实质内容，我国法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只是现行刑法规定幅度内的量刑权。为此，有的学者甚至干脆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称之为“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绝对的纯而又纯的量刑权，同时也包括补充制刑权。笔者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刑罚适用权，即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的裁量刑罚的权力，也就是量刑权。至于有的学者提出的“补充制刑权”，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仍属于量刑权的范畴，存在于量刑权之中。
一、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然性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具体说来，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一）刑法典的局限性。任何刑法典都具有普遍性、明确性和稳定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且这种积极性的一面始终占主要地位，但也有局限性的一面，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与刑法的目的不完全一致。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的权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刑法的普遍性舍弃了特殊性，因而在适用于具体人、适用于特定案件时有可能违背刑法的目的，对“一般”是公正的刑法，对“特殊”可能是不公正的。二是不周延性。法官审理的刑事案件，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刑法典不可能对各种犯罪及其刑罚作出包揽无遗的规定，因而具有不周延性，存在着补充的必要。三是模糊性。人们要求立法明确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客观世界上的事物比用来描述它们的词语要多得多，人们要达到的事实与愿望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刑法描述的模糊性，决定了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不同的解释。刑事审判活动中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弥补刑事立法的局限性。
（二）我国的现实国情及犯罪行为的特点。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习俗差异很大，各地对同一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的认识不一致，在这个民族地区被认为具有犯罪危害性的行为，在另一个民族地区并不被认为具有犯罪危害性。犯罪行为千差万别，同一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在客观上的也有较大的差别，不可能对同一种犯罪行为给予完全相同的处罚。我国又是第一次制定这样一部完整的刑法，不可能一一列举各种具体情节。否则，不仅使刑法冗长不堪，而且不利司法机关掌握运用。根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我国刑法分情节轻重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但没有列举具体如何掌握，法官享有一定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成为必然。
（三）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刑法是制定于过去，适用于现在，规制着未来的行为规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刑法的安全价值所在，如果刑法朝令夕改，就会让人无所适从，降低刑法的严肃性。刑法适用于现在、规制着未来的特点，决定它必须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职责，具有灵活性。那么，如何将刑法的灵活性寓于刑法的稳定性之中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授予法官一定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二、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授予审判机关一定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目的是要求审判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对象作出不逾越法律的、及时而公正的判决，更好地惩罚和预防犯罪。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种自由裁量权又常常被不合理地行使而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表现为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挟嫌报复等不正当动机。由于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较大，给徇私枉法的审判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第二，刑罚适用显失公正。即审判机关及法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适当地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造成明显不合理、不公正，从而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误差”。例如同责不同罚、不同责同罚、畸轻畸重、适用法律条款不全而导致显失公正等。第三，拖延履行职责。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尽管规定了审判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时限，但在时限内何时履行，法律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为此，何时履行法定职责大都由审判机关自由裁量。一些本该及早作出判决的案件，审判机关拖延判决，势必损坏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甚至国家的合法权益。拖延判决，从外观上看没有超越自由裁量权的时限，但与授权精神相冲突。
在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何以产生上述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刑事立法不完备。在对某一刑事案件定罪事实确定了法定刑幅度的前提下，量刑时应考虑的因素只能是量刑情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量刑情节是量刑的唯一依据。从司法实践上看，我国刑法对量刑情节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酌定情节的规定比较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哪些属于酌定情节，不同的法官有着自己不同的认识，容易导致对酌定情节的认定、取舍和适用的随意性。第二，法定情节的规定不够全面合理。这是针对刑法总则关于法定情节的规定而言的。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的总则性法定情节已经很多，但诸如惯犯、再犯、坦白、悔罪、拒不认罪等没有作为法定情节规定出来，也没有规定这种情况发生后，应在哪个量刑幅度内量刑，使量刑情节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常常导致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缺乏有效的控权机制。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灵活性是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自由裁量权区别于其他权力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权力的性质来看，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腐蚀性，趋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灵活性特点决定它更易于被滥用。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作为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腐败。只有在授权的同时，加强授权的制约，方可防止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异化。我国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最大不足就是在授权的同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有效的控权机制，或者说，现有的控权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三）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偏低。在我国，许多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司机、军队干部、工人可以当法官；没有经过政法部门锻炼、没有办过案子、没有读过法律的，可以到法院工作，法官几乎成了大众化的职业。至今为止，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法官未接受过正规的法律高等教育。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低层次的知识结构加上个人利益倾向及感情好恶的不同，势必会导致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思路
如何确保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是世界各国法学家普遍关心和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在借鉴外国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针对导致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确保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基本思路是：
（一）科学设定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边界。任何权力都有其运行的边界，都应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就将走向反面。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一方面我们承认法官应该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案件处理上的个别公正；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警惕权力被滥用，损害法律的安全价值，造成更多的不公正。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尽管英美法系具有法官造法的传统，但对法官造法的权限也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最后采取的手段，而且仅仅是弥补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裂缝，是一种对既存法律的补充行为。行使这种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保证法院审判每一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这些对我国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来说也是适用的，我们应当给法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设定合理的边界，加强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防范和控制。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如前所述，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本质是一种量刑权，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量刑情节的有关立法，是保障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前提。针对我国刑法中量刑情节的立法缺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将酌定情节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虽然我们承认酌定情节具有合法性，但严格来说，从我国现行刑法中找不到“酌定情节”一词，因而我们修改、完善刑法时应对酌定情节予以明确规定，赋予其在量刑情节体系中应有的法律地位。要进一步明确酌定情节的轻重层次，并与法定刑幅度的轻重层次相对应，依酌定情节可以确定对案件判处的刑罚。第二，对法定情节影响量刑的幅度进一步明确。对法定情节从重、从轻、减轻幅度的掌握是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对法定情节影响量刑的幅度予以明确，是我国刑事立法极为迫切的任务。关于减轻限度，应分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的规定和完善；关于从重、从轻的限度及幅度，在不得突破法定刑上下限的同时，必须与具体的犯罪情节相适应。当然具体从重、从轻幅度的确定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三）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防范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重点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加强立法机关对审判机关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当然，立法机关的监督也应依法并由专业法律人员进行，以免干扰人民法院办案。第二，加强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能，是公正执法的保证。第三、加强审判机关内部的监督。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以有效地防止和纠正包括刑事自由裁量权在内的一切审判权的滥用，提高办案质量。第四、发挥公民新闻媒体对审判机关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能动性，新闻媒体的影响和公开性等特点，使之发展成为防范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进一步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要使人民法院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按照法律的要求运行，必须尽快提高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品德素质、专业素质。为确保法官的素质，目前应着重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首先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在政治标准、品德标准和专业标准问题上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其次，法官的录用或选拔要严格依法进行，坚持从严、从优的标准。再次，应对现有法官队伍通过内部合理调配，外部考入充实和加强在职教育等方式予以改造。最后，建立严格完善的培训和辞退制度，确保法官队伍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