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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天津市政府


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即遵照执行。
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单位在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时，一定要做到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流，又有利于保守国家机密。凡是绝密和机密资料，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公布或对外提供。经批准可以对外提供或公开引
用未经发表的全市性统计数字，都需事先与市统计局进行核对，防止造成混乱。

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市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请示报告》和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关于切实注意保守国家经济机密问题报告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全市性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划分为绝密统计资料、机密统计资料和非机密统计资料三部分。
绝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数字。这类资料包括：1．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及职工人数、人材培养；2．与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有关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产量和生产能力；3．钢材、粮食、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以及军需用品的库存量和供应量；4．放射性
元素和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矿藏储量；5．黄金产量和销售量。
机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经济实力的统计数字。这类资料主要包括：1．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贵金属、轻重稀土元素、稀有分散元素和特种非金属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及保有储量；2．铜、铝、粮食等主要物资的库存量；3．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4．铁路机车、货车拥有
量及运输能力；5．民航飞机、运输船舶、渔轮等拥有量；6．有国防意义的港湾和航道；7．电讯线路长度、通讯网构成；8．战略广播电台的个数、位置、发射功率、使用频率波段；9．重要基本建设项目；10．重要工矿企业的产品产量和成本；11．燃料、电力等主要物资的平衡
资料及使用方向；12．社会购买力和商品货源的平衡资料；13．粮食、食油、棉花、棉布收支平衡资料；14．出口商品收汇一美元所需成本；15．财政收支平衡资料；16．财政支出中战备支出和物资储备支出细目；17．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平衡；18．对外援助；19．工

伤事故资料；20．传染病发病率；21．专业运动员人数；22．有关人口死亡的原因及待业人员统计等。
非机密统计资料系指反映一般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数字。这类资料可以向外提供和公开发表。主要包括历年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邮电、国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卫生、文化、广播、出版等不属于上述保密范围的统计数字。
二、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实行分级管理。
1．属于全市性绝密和机密的统计数字，不得对外泄露；如果必须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在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后，由有关委、办、局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属于地区性（区、县）的机密统计数字应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2．非机密的全市性统计数字，由市统计局每年以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形式公布。在未公布以前，仍应注意保密。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需经对外提供数字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审定，并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其中对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经济统计数字，如红小豆、对虾等
产量和进出口量大的工矿产品等，还应征得外贸局同意。
3．不属于全市性机密的业务性统计数字，如某些技术经济指标、某些产品的分品种产量等，需要对外提供时，由各委、办、局自行审定。
4．各委、办、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全市性经济和社会统计数字，要以市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并在对外提供和发表前与市统计局核对一致，防止数出多门，造成混乱。
5．有关重要科研技术成果方面的统计资料，有关单位如需要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征得市科委的同意。
6．与外国合作的项目，要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凡属引进项目、外国帮助改造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如需提供统计数字，应限于直接有关的部分，范围不宜扩大。凡属经济规划、经济模型等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机密的项目，有关机密资料不得向外国人提供，也不能让外国人参
与实际计算工作。今后，一般不宜再与外国共同搞“经济预测”和“投入产出”一类的合作。必须搞的，应经有关部门审查，属于地方性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全国性的报国务院批准。
7．全市的计划数字，包括远景规划数字和年度计划数字，凡没有公布过的，都是机密资料，各单位对外提供和报刊公开发表时，必须事先征得市计划委员会同意。
8．属于全国性的数字，除国务院、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外，我市各单位一律不得公布或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报请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三、市统计局发送有关部门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或有关部门从市统计局抄录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除已公开发表的外不得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应事先征得市统计局同意。
四、为适应国内外了解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需要，市统计局按年编印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并在《天津政报》上按季发表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统计数字。
五、一切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加接待、谈判和出国访问的人员，在向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介绍情况或讲学等，都要遵守国家保密制度，不该讲的国家机密数字，绝对不能讲。对未经批准擅自公开发表和向外提供机密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六、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各区、县和各委、办、局在本单位内指定综合统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负责管理本单位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数字的审查、核对和检查工作。各单位在检查保密工作时，应将对外提供和公开
发表统计数字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检查。



1982年1月22日
漫谈大众法治观念的树立

余 茂 玉
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曾为我国法律人所奢望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已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专利。作为非法律人的普通大众已不再满足于法律人的所谓“悲悯”，他们自觉抑或自发地寻求着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笔者以为，正义就像火车站一样，火车要到达某一站，则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轨道，缺少这样的轨道，火车就会中途脱轨或无法到达目的站点。实现正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轨道”，即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执法、司法者的法治观念是相对先进的，这时我们所思考和期望提高的即为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笔者认为，大众法治观念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从迷惘到相对迷惘与觉醒并存，再到树立起真正的法治观念。
大众对法律的迷惘。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大力号召和发展的法制建设并未能使得普通大众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受传统的“无为”思想影响，“无讼”、“息讼”仍被看作传统美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广泛存在，加上普通大众受文化水平所限和各地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法律依然处于极度迷惘的心理状态之下，老百姓极易对法律产生恐惧感，法律成了“大盖帽”、“被告席”、“牢房”和“刑场”等的代名词。这些都亟待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相对迷惘与自我觉醒并存。当老百姓对法律处于无知或迷惘之时，我们的政府应当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引导，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法律秘密主义”的时代，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规定，更有责任引导老百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但笔者以为，老百姓自我觉醒的作用比什么都要突出。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再止步于“忍气吞声”，正义一定要伸张。另一方面，广泛交流使得纠纷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恰当的纠纷处理方式。传统的自力救济方式如斗殴与私下和解或为社会禁止的手段或非最佳方法，这时就激发了人们寻求更佳方法的欲望。积极寻求的最佳纠纷处理方式——法律手段。当老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逐步地把纠纷送至国家的相关部门处理，但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方甚至多方利益，这时就不可能满足各方要求，于是乎，各地就出现了许多通过自学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例，同时成为某个方面“法律专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增多了。多年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事案件的审理出现了新的景象：被告席不再“恐怖”；被告不再“暴跳如雷”；粗鲁的“骂街”转变为“带有港台电视剧中案件审理的法律术语”。这些都反映了法治观念的新“变化”，然而未来的法治并不要求每一位当事人都成为一名法律专家，所以大众以自身法律知识参与诉讼的形式仍然属于一种较为落后的法治观念。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已成为必需。
所谓“与时俱进”，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在新时期也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客观情况，我们不应强求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因为对于某一位当事人来说，他一生可能只离一次婚或只被撞断一次腿，亦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般一生只打一次官司，这时他们只需要有权利保护意识，并知道法律手段是最佳的权利保护方法，这时如果还学会了说一句——“有事请找我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树立起了真正的法治观念。

【作者简介】余茂玉（1979— ），男，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方向研究。

原文载于《大江晚报》（安徽芜湖）2004年1月1日“镜湖星月”专栏，本文有增删。